经筵一词产生于宋代，雅称“经幄”与“经帷”。经，指经书或经典，筵本义为竹席，后来引申为座席。经筵一词的字面意义就是经书讲席或经典讲座。在汉唐时期，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御前讲席，只是偶尔为之。经筵开设与否，要看当时的政治形势、经学思潮，更重要的是看皇帝本人的学术兴趣、爱好。两宋以后，帝王为讲论儒家经典而特设御前讲席有了专用的称呼“经筵”。经筵在连续不断的延续中，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操作程序。

经筵制度是与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密切相关的教育制度，在清代社会上层政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，对清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影响。清代“经筵”“日讲”并称。“经筵”专指仲春和仲秋两次御前讲席的开讲典礼，“日讲”专指经筵大典以外的御前讲席。

康熙时期，经筵日讲达到了鼎盛。康熙在位61年，御经筵60次，加上一次视学礼，共计61次，是清代帝王举行经筵次数最多的君主。

故宫博物院藏

康熙即位之初，鳌拜集团专权，经筵制度一度中断。康熙八年（1669）四月，16岁的康熙行视学礼时，给事中刘如汉借机奏言：“先行日讲，次举经筵，选择儒臣，分班进讲。”得到了康熙的应允。经筵日讲被提上议程，礼部积极筹备策划。康熙九年（1670）十一月，礼部开始商定经筵、日讲日期：参照顺治时期，每年分春、秋两次举行，定于次年（1671）二月十七日首开经筵，日讲定于十一月二十一日。至此，18岁的康熙帝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学习模式，经筵日讲制度也得以恢复。康熙通过经筵日讲，学习儒学经典，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和《通鉴》等内容，以巩固皇权，维护国家统治。

在这期间，康熙表现出浓厚的学习兴趣。日讲一般是在经筵开讲之后进行，每年两个学期，夏至和冬至以后辍讲，以避寒暑。

康熙却觉得学习时间较少，便于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，命此后“寒暑不必辍讲”，也由隔日进讲之惯例改为日日进讲。由此日讲成了康熙每天的功课。即使在南巡期间，康熙也命日讲官随行，每日讲经。

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，康熙帝谕：“朕听政之暇，即于宫中批阅典籍，殊觉义理无穷，乐此不疲。向来隔日进讲，朕心犹为不足。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，阐发书旨。为学之功，庶可无间。”

康熙好学不厌，最后讲官们吃不消了。每日进讲，如此进度，讲官连讲义也准备不出来。讲官们便上奏，请求日讲进度放慢一些，但康熙并未理会。
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，翰林院奏：“皇上聪明天纵，好学求敏，恂从古所未有。臣等会同詹事等官，正在昼夜撰拟日讲讲章。伏乞皇上少缓进讲，俾得陆续撰拟进呈。得旨：仍著按日进讲。其讲章尔等撰拟后，节次进呈。”

此外，康熙不但坚持每日学习，而且学习态度非常认真。初期，康熙听讲官讲学后，仍然再三加以学习所讲内容，并有心得体会，若有疑问之处，必向讲官和他人考证，直至理解透彻。这样学习一段时间后，康熙仍不满足，于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在讲官进讲后，又增加了皇帝“复讲”这一环节。康熙不仅在“课后”认真学习，在“课前”也注意预习，可谓不放过学习的各个环节。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，又在讲官进讲前增加了亲自讲解朱注或讲章的内容。

即使如此，康熙对学习的热情并未减退。于同年，在他24岁时设立了南书房，选择二人侍读，二十四小时随时准备应答皇帝的咨询。

从康熙十年首次举行经筵日讲以来，直至康熙二十五年，日讲坚持了15年，康熙之学习毅力令人吃惊。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时最长的日讲，集举国之力完成，堪称是史无前例的盛事。

康熙二十五年以后，康熙的学习热情转移到了西学方面，对经筵的态度有所转变，经筵日讲的举行有所缓和。康熙的学习不仅不流于形式，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。经筵日讲不仅是皇帝自我教育学习的一种方式，也进一步巩固了儒学正统思想的地位，以笼络汉族官僚地主，用于教化平民百姓，有利于统一多民族的发展。